因为一次次使用政治的权谋手段来处理法律问题，政治总是寻求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法，导致司法的原则性不强，成为可以变通，可以被更改，可以被要挟的对象，老百姓怎么可能还会信赖司法，法治观念怎么可能形成。

反观商鞅时代，尽管他的法律并不是人人喜欢，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喜欢，可是大家却是相信法律的，因为他们知道法律是说话算数的，他们很清楚犯法一定会被追究。

法律可以让人喜欢，让人尊敬，也可以让人不喜欢，甚至让人害怕，但有一点，法律必须让人信服，否则法律就没有意义。

但锦纶堂的问题朱敬伦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不在乎那一群在大明通过机器缫丝融入世界市场之际，依然站在保守的一面，试图对抗，试图顽固的保护他们旧有利益的商人是不是会破产，但是他必须在乎数十万依靠丝织各行为生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完全脱离了土地的，在城市中，或者城镇中为生的无产丝织工人的生计。

时代变了，国家需要转型，旧有的阶层也必须顺应这个时代的变化，这是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他们不可能一夕之间就转型，他们既没有这个知识储备，也没有这个物质积累，他们没有能力毫发无伤的安身转身。

哪怕他们不会在生死存亡面前拿起武器起来抗争，朱敬伦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时代淘汰，所以朱敬伦还需要帮助他们安然的转身。

但最底层的苦工，他们真的是不具备这个转身的能力，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知识，锦纶堂过去虽然剥削他们，但说到底还能基本保证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是丝织产业链条上的一个受益者，哪怕他们只能够维持生计而已，可锦纶堂一旦被摧毁，他们连这个仅能维持生计的链条都断了。

因此朱敬伦还不想真的摧毁了跟千千万万丝织户有密切联系的锦纶堂。

在新的时代，锦纶堂不是一个好的组织，不是一个有能力保护丝织户的组织，但他好歹是一个组织，是组织就必然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而存在的，丝织工人有他们，还能保持起码的秩序，连他们都没有了，丝织工人就真正成了无序的失业者，是无组织的无产阶级了。

既不能摧毁锦纶堂，还必须要惩处他们保持法律的尊严，又不能让他们鼓动百姓造反，这中间的取舍实在太难了。

朱敬伦叹了一口气，他都感到为难了，更何况是陈芝廷了。

后世当遇到产业转型的时候，欧美的发达国家都够喝一壶的，撒切尔夫人当年主持的产业改革，让多少英国煤炭和钢铁工人骂了她一辈子，哪怕她让英国重新恢复了活力，但她却始终是一个争议人物。

在有各种社会福利保证的现代化时代的英国，都出现这种情况，在没有任何社会保证的这个时代，大明的纺织工人在面对转型的时候，他们将承受多么巨大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

当然让手工工人们转型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大势，要么继续保守下去，直到被差距越来越大的西方淘汰，沦为这世界上的三流国家，要么是坚持短暂的阵痛，挺过这段艰难的时期，迎来未来的生机。

但这个阵痛，不能全部都让丝织工人承担，不能让他们一个阶层去面对所有的痛苦，而且他们有的人即便是有面对痛苦的勇气，却没有承受阵痛的能力，他们必然被淘汰，可他们不是物件，过时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让他们有尊严的活着，或者哪怕没那么有尊严的活着，本身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因此这个阵痛，不能由某一个阶层承担，而应该是整个社会来承担，西方人是通过社会福利，让成本向全社会转移，大明没有这一套系统，目前也没有建设这一套系统的能力，因此朱敬伦的想法很好，实现起来很难。

朱敬伦想了一下：“让我见一见锦纶堂的话事人！”

朱敬伦需要锦纶堂的决策者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还法律一个尊严，但他还需要锦纶堂联系千万纺丝工人的组织系统，来帮助整个手工丝织业的工人度过危机，所以他必须见一见锦纶堂的主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