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军官回国之后，很快就掌握了实际权力，对大明軍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采取军区制，组建大兵团，建立预备兵员，这些西式军事革新。还看法各种军事期刊，报纸，鼓励军人写作，而这些中高级军官又通过他们的文章，将从西方沾染的军国主义思想，用尚武精神的概念推广开来。

于是民族主义，军国文化开始在軍队中先爆发开来，大批接受过教育的新兵，在軍队中很快就沾染了这种精神，他们的诉求自然而然就变成要求北伐中原，驱逐鞑虏，光复汉人江山。

在軍队之外，民间反而依然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即便是王韬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只是认可西方文明中的优点，反对盲目的排外，主张批判性的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真正到了完全否定自我文化，那还是五四时期的事情了，鲁迅等一批激进的文化分子，把自己的文化批评的一无是处，甚至认为只有废除中国文字，才能拯救中国。

盲目的排外不对，盲目的否定自己肯定也不对，现在这种平和的心态其实很好，一方面有人能够看到西方的先进之处，一方面还能够保留自己的优秀品质，也算是朱敬伦一直着力引导的目标。

只是万万没想到，自己亲手掌控的軍队，反而率先变得激进起来。

但想起来，这似乎也是必然而然的事情，一群年轻气盛的少壮军官，突然被送到欧洲军事最强大的英法等国，一待就是五年，他们真真正正的看到了西方强大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如果不沾染上一点不太好的精神，那才是怪事。

再说了，军国主义问题，也得分两面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可站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军国主义也未必不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西方国家哪一个不带有军国主义色彩，法国这样的共和国，当一战爆发的时候，满大街的年轻人欢声雀跃，庆祝自己伟大的祖国跟死敌德国宣战了，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么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军国精神支撑，法国怎么可能抵抗强大的德军四年的攻击，二战时期他们可是一两个月就投降了的。

19世纪是带着中世纪野蛮残余的工业化的欧洲，将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野蛮风气强加给了全世界，将世界带到了野蛮血腥的黑暗丛林时代。这个时代，一切都是军事实力说了算，没有人讲公理和道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民族不能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等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那又如何在这个黑暗丛林时代保护自己。

所以看到軍队产生了军国主义倾向的时候，朱敬伦并没有打算阻止，他唯一担心的是，军国主义思想中的盲目、野蛮和非理性现象。

这种盲目自信会让軍队过于轻视敌人，一战爆发的时候，法国、德国的年轻人都在大声欢呼，都认为自己可以轻易的打败自己的对手，就是这种盲目自信的心态使然。

这种情况，其实朱敬伦已经发现了苗头，在跟法国在越南问题上冲突的时候，他询问过文鸢等高级军官，他们一致乐观的表示，明軍能够战胜法军。

他们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中，将法国軍队的真实实力判定的很低，这显然盲目了。一战时期能够跟德国人打四年，尽管没有把德国人赶出国土，却也成功的抵挡住了德军，在面对当时最优秀的陆军的情况下，能打成这种水平，证明法军的实力相当强大。

而大明的军官，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军事体制的情况下，不加严谨的分析，一口咬定能战胜法军，显然太过盲目乐观。

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正是军国主义国家，一次次轻率的发动战争的原因，最后造成了骄兵必败和好战必亡的结果。

战争肯定也是大明将来要解决很多问题的手段，所以軍队中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助于提高战斗力，朱敬伦不打算把軍队打击的浑浑噩噩，没有一点精气神，如同文人压制武人的明清軍队那样，但也不打算让軍队盲目乐观到了狂妄的地步。

即便軍队开始变得狂妄，朱敬伦也要保证对軍队的控制力，他需要一根始终能够牵住军事力量这个随时可能发狂的猛虎的缰绳。